按常理而言，經過多番預測浪潮的失效，人理應吸 取教訓，不再作任何胡亂的臆測。不過，事實卻非如此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仍有不少基要派人士，故態復萌地發出了言詞確鑿的預測，沙爾夏理遜(Leonard Sale_Harrison)便是其中之代表。他是一位時代主義者，相信災前彼提和千禧年前派的論調。他其中一本極為暢銷的書《羅馬帝國的復活》便是為世界最後的事件安排次序，他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為復興羅馬帝國的人物;又由於墨氏有言:「我便是國家，因為我是神……我是律法的給予者和主宰」，沙氏更深信墨索里尼就是那末世的大罪人。又當墨氏要為自己立一巨像時，顯然是應驗了啟示錄十三章14、15節之預言，促使沙氏預測世界的末了是在1940至1941年之間。當然’這又是一個落空了的預測。沙氏的問題正如其他相信災前被提的人士一樣，他們一方面主張主再來接教會時是無聲無息的，但又花了很多精力去作時間上的推測。在當時，推測主再來之時間的做法，是把時事和世局，與聖經的預言緊扣在一起，使人感到手拿著聖經，便如同看到新聞報章所登載的的頭條新聞，或《時代雜誌》的時事分析。

　　在三O年代，時代論的焦點預測，便是歐洲共同市場，將會成為復興的羅馬帝國，此乃末世的一大勢力。而另一方面，時代論人士認為由於蘇聯在國際上巳漸漸使人關注和擔心，其與美國的冷戰亦持續不停，故此，另一大勢力，便是蘇聯所代表的北方的聯盟。時代論人士預測，蘇聯將會入侵中東，應驗但以理書第十一章所形容之北方的王向巴勒斯坦進侵的預言，因此，哈米吉多頓大戰巳迫近眉睫，教會亦被提在即。

　　近代由於某些教會人土所堅持的字面主義釋經法，再加上預言應驗是會一字不漏，準確無誤地發生的，這份信念，為一些教會領袖之預測浪潮推波助瀾，衍生了極為分歧的意見。例如︰羅馬帝國的復興便是墨索里尼的霸權、國際聯盟、聯合國、歐洲共市、北約國等;敵基督亦包括了拿破侖、墨索里尼、希特拉、基辛格等;北方的聯盟便是納粹黨和蘇聯的盟約，華沙公約國;東方的王國包括了土耳其、日本、印度和中國;以色列的復興是在1897年、1917年和1948年;外邦人的日子便是1885年、1917年、1948年、1967年等。他們作預測的時候是振振有詞，但結果卻是一次又一次的修改。這種預測浪潮究竟何時才會休止?教會何時才會刻骨銘心地記取這些歷史的教訓?

　　問題的癥結

　　我們不能不重申，歷史已多番告訴我們，對預言作出過分詳細的預測，甚至為主訂定再來的日期，均屬徒勞無功，反而會貽笑天下。耶穌基督和新約諸作都同時指出，信徒一方面要時刻警醒和注意世情的演變(如太二十四，二十五)，但亦強調了主再來之延遲的車實(彼後三3-11)。上文已有提及，耶穌在他的比喻中，表白了他的再來是有如一主人出外遠行，要過很久才會回歸(太二十五19)。因著這個教導，雅各便要求我們要忍耐等候，直到主來(雅五7)。近代基督教名儒魯益師(C. S. Lewis)有以下的提醒︰一個相信主再來的人，實不應在主再來之前便放下應作的工作……總之，「當那察驗之一刻來到時，你應該正緊守著崗位」。使勁的預測，反而忽略了努力的事奉。

　　小結

　　聖經的預言，並非為了要滿足人那永不滿足的好奇心，因為聖經根本不是一本「預言集」或有如中國的《易經》一樣，用來推敲運程，洞悉契機。聖經更不是要假借預言中的審判而威嚇人進入天國;進入天國的動力，是基督十字架的大愛。在此，凱瑟直截了當的說:「預言不單只是預告(foretelling)，其大部分卻是宣告(forthtelling)’先知所言之內容少於三分之一是與未來有關，三分之二卻是針對當時神的百姓對神道德律例持守的失敗。」由此可見，預言是有著極重的教導成分，因為這才是預言的宗旨。基爾恩亦強調，預言的作用，一方面是預告將會發生的事，但另一方面，是有教導的作用(prediction andpedagogy);不以這角度去解擇預言，便會在一開始時就偏離軌跡了。警醒禱告、聖潔自守、忠於主的託付，才是主再來對我們的實際意義(太二十四42-44，二十五14-30；彼後三8-14)。 "